授課教師：前文建會主委/陳其南
課程名稱：「文化政治、現代性與台灣經驗」
講題：「現代國家體制與台灣身份認同」─ 太陽花學運的形成背景及其政治意涵
主講者：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/黃國昌
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/蔡培慧
地點：台灣大學共同科教室201
時間：4月16日(三) 14:00~18:00
影片連結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hwqFiVvlXo
內文：
做為這個運動的參與者，我不覺得說我適合來講歷史意涵，或許再過久一點，等時間的軸線再長，再來談這個部份會更妥當，不過我試著提出自己的一些觀察。
有些評論者認為，這場運動累積了過去兩年的公民運動大爆發，但是我把時間的軸線拉的更長，一直到2008，那年冬天，看到的是集團性的國家暴力對人民的侵害，當時陳雲林來台，從桃園機場到圓山飯店到金華飯店，都有人抗議。當天晚上，到處都看的到流血、看的到警棍在揮舞、看的到馬路上都是拒馬蛇籠，這讓人想到戒嚴時期。
2008年，後來有人在中正紀念堂發起野草苺，把訴求的重心放在廢止集會遊行法，那次我有去，但是身分是去陪伴學生，沒有真的實際參與，看到那個時候，學生世代的學生運動，和我年輕的時候的學生運動的等級已經高很多了，他們用網路的視訊、用電子通訊設備，把在自由廣場正在進行當中的實況轉回校園，讓在宿舍的同學也可以有參與感。那時我沒有碰到飛帆和為廷，那時他們剛開始參與運動。
2008，畫出的軸線是集會遊行、國家暴力，那時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除了集會遊行法的修正之外，更重視的是國家暴行的責任追究，這沿著兩條主軸進行：
集團性的國家暴力最後必有一個指揮系統，這部份後來不算是有成功，監察委員有要求糾正、但沒有彈劾，這對行政官員不痛不癢，之後毒奶粉監察院對衛福部提出糾正，沒有人付出代價，後來再爆塑化劑，再糾正，也沒有人付出代價，毒油、毒米，也沒人付出代價。
這對於檢察官來講，在法務部系統下的檢察官，要追究警察、他們的長官的責任，
這是幾乎不可能的困難。因為檢察官辦案需要和警察合作，因此辦警察他們之後辦案會很困難，而要糾出背後的指揮者，更是幾乎不可能期待的事情。
2010簽ECFA，也引發很多衝突，相對318有點小巫見大巫，但是那場衝突一樣沒有改變的主軸是，和中國交往的過程中，為了簽ECFA，台灣又讓步了很多的民主價值，國會的決議是逐條審議、包裏表決，當時在野黨集體退出表決，他們無能為力，而民眾也認為他們未盡監督本份。
後來組成了兩督盟，其中一位賴中強律師就是兩督盟的召集人，他是第四屆台灣學生會會長，我是第六屆，他是我的大椿角XD。自那時候，他就在針對兩案協議的監督做很多研究，把比較多的時間投入公民運動。
但那時候被爭議更大的政治議題淹沒，那是ECFA的公投，DPP、蔡英文要求要公投，但他們的提案被審議公民投票的機關ー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，那個委員會是由專業的學者組成，他們主委後來當台大副校長，後來台聯也提出公投，但公審會連續駁回三次公投。
公審議是由行政院長認命，他們沒有正當性，所以我和其他學者和他們喊話，和他們辯論。公投的連署成本很高，但他們選擇迴避，後來我們組織律師團、打訴訟，官司打了兩年，在2012年六月，我們拿到勝訴判決，當初公審會駁回ECFA公投的處分是違法的。
兩年時間過去，那初ECFA簽了、也生效了，這個遲來的正義，或許根本不是正義，沒辦法改變任何事情，這些所謂具專業知識的教授學者，非法踐踏人民，過兩年最高行者法院還了公道、但沒有還回正義
就像陳雲林事件一樣，有人濫用權力，但沒有付出責任，後來媒體追問，沒有人給一句基本的道歉、全部躲起來，這是我們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運作。
2010年，ECFA公民投票的爭議，他顯示出來的，一樣是政府在面對中國時選擇的是犧牲憲法保障的人民的權利。
2012年，蔡衍明先生接受華遜頓郵報的訪問，他2008年回台灣一口氣買下中時集團的目的，一群學者發起了拒絕中時的運動、反旺中的運動，演變成反媒體壟斷的運動。
不知道多少同學在2012. 2013曾參與反媒體壟斷，一開始只有少數的幾名學者和NGO團體合作，對抗蔡衍明，最基本的訴求是不讓中時集團買下中嘉，這對於言論觀點的多樣性有很大的傷害，在那場運動中，出現了三個主軸:
媒體的所有權不應集中特定少數的財團，這對於言論自由、意見觀點的多元性有很大的傷害，這在歐美早就立法規範，而在我們自己出版的國家人權報告中也明確的提出指責。
當商人取得台灣媒體所有權之後，輕則自我審查、重則直接抱中共大腿的走向，為了自己在中國的商業利益，不敢去報導對中共不利的新聞、不敢去報導中國民主自由人士做出的血汗，我很不客氣的講，不只是旺中所獨有，其他電視台也有出現相同的走向，
2012五月，大話新聞停播，他們依當時的收視率沒有停播的原因，那時，媒體出現了聯合沉默的現象，通通不敢報導，他們依中國商業利益的考慮，像是要賣本土劇，對此做出報導的調整，這和我們厭惡的中天沒有本質上的差別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對於中國因素，我傾向稱之中共因素，在中國，有很多人更有勇氣、用更激極的方式爭取自由，他們是拿命去拼的，這必須要尊敬。
所謂新聞專業倫理的要求。像是把自己的新聞當成廣告賣給中共、或是莫名其妙的走路工的新聞。
但是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，我自己的觀察，最重要的是第二個中共因素，他在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，他們透過媒體試圖影響一般大眾對於中國的觀點、看法，在這之中我們的民主價值也在流失當中。
在2012/7/31，反媒體壟斷大多是少數的學者和NGO在苦戰，只要跳出來打蔡旺旺，他們就會修理你，陸海空軍連合作戰：星期五早上日報先開戰，整個禮拜五的節目放大日報的內容直到晚上，被攻擊的對象當然會發稿抹黑，但是隔天是禮拜六，沒有人在看報紙，同時電視台繼續重播禮拜五的內容。這種模式從2012年3月5月7月不斷在複製，那些學者戰到後來覺得很疲憊、甚至絕望。
7/25NCC要對旺中併購中嘉案做出決定，7/24記者打電話告訴我這消息，我在家裡的書房坐了很久，非常的不安，在我們的email群組發一封信給大家說，我明天想要去NCC前面抗議，如果另外找到九個人跟我去，我就去，我那時候完全不曉得怎麼用臉書或是ptt，就是很古板的學者。結果那天晚上，到十一點，我收到十二封email說要跟我去，所以我們發新聞稿、連夜做標語。
7/25早上就在NCC門口，我們大概在十點前離開，十點左右出現一群學生帶著面具抗議NCC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，但我趕著去處理ECFA公投的事情，那天公審會要決定要不要重啟對ECFA的公投。
7/25學生出來，7/27中時爆發走路工，那時候有一個年輕的學生，那天看了錄影帶發現現場在督軍的男子，長得很像時報週刊林朝鑫先生，他在質疑這是在搞自導自演嗎？
那個學生叫陳為廷，後來他就被起底了，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，我給他一個良心的建議，那個建議就是你離我越遠越好。
為什麼給他這樣的建議？我很早就知道，這場運動下來，我已經得罪了全台灣最有錢的人，而對他來說比較安全的方法是跟我保持距離；第二個理由，是因為我那時候很早已經就申請到美國去做研究，陳為廷到現在都還在記恨，我前兩天問他我到底對不起你什麼，他說「你那時候拋下我獨自面對」。 那次，大家知道了什麼叫做媒體巨獸。
7/31上千名學生去包圍中天電視台，我那時已經在紐約，下午一點(美國凌晨一點)，我在看直播。
那個轉折讓反媒體壟斷的運動爆發出來，因為學生開始加入，陳為廷和林飛帆成立了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，從那之後我開始正式和他們合作。我跟鄭秀玲老師他們認識也是從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。
2012年，學生的加入讓反媒體壟斷聲勢大爆發，實質的擋住蔡衍明併購中嘉、壹傳媒，但是最後一個，反媒體壟斷專法沒有訂出來。
接下來，我跟他們合作的方式，就是我生產硬的論述，他們把它轉成一般人看的懂的語言，同時我在整理反媒體壟斷專法的條文。
本來向社會宣佈要推反媒體壟斷專法的立委是吳育昇，24小時之後變天，宣佈下個會期再審。下個會期，也是把反媒體壟斷專法列為最必須通過的三個法案之一。
後來我們在審反媒體壟斷專法，我看到了財團的代表冒為立委的助理，每一條條文立委都轉頭看那個法務，他點頭就跟著點頭。
後來反媒體壟斷法胎死腹中，但是我覺得這個運動非常成功，他引發了青年朋友對於媒體壟斷、中國因素等等的意識，他們看到了你們所看到的威脅，他們站出來行動，這才是這個運動最根本的主質。
另外，在這個運動當中，捲動了本來就在參與學生運動、但是未經摩練的學生，我看到了未來很多不管是在政治活動上、社會運動上、重要議題的討論上的重要幹部，不只是指林飛帆、陳為廷，
2013年，去年夏天的時候，飛帆來找我，問說接下來該做什麼事，我說去唸書、把論文好好寫完，所以他回去台南寫論文。
他為了不把運動的能量中斷，他們成立了黑島青，帶了魏揚、黃郁芬，那時候就開始講服貿的事情。
郝明義那時候發現服貿的嚴重性，發了一篇文章說我們剩不到24小時，開始聯絡鄭秀玲，鄭看了分析之後打給我，我後來打給賴中強，因為兩督盟一直在關心兩岸關係。
後來黑島青他們辦了工作坊、找老師，討論服貿實質面會給我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，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也在組織，透過工作坊找到願意關心這件事情、採取行動的人。蔡老師剛剛講的是他們的第一場行動，但沒有引起很多關注；真正打開黑島青名號的是10/10他們去總統府抗議，那場九月政爭破壞了台灣的民主憲政，他們那些政客把社會停擺，看他們那幾個人每天在傷害台灣的民主憲政，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。
在工作坊完的最後一天，我們透過聊天的方式，決定我們要採取行動，我們的代號是雞蛋糕計劃，我們怕被監聽，不過後來消息還是走漏了，所以我們改到總統府去拉布條，那次我們和方仰寧先生也有互動，他那天臉上無光，舉牌舉很快，就把我們拉上車帶走了。
那是黑島青第一次比較大、張力比較強的運動，那次陪學生比較久的，大概也是蔡培慧老師跟我。
一直到接下來立法院辦的服貿公聽會，我們學生、學者也去參與，但那種公聽會的形式令人難以忍受，淪為大拜拜，行政官員講的話都一樣。但是對於公聽會上，大家提出很實質的問題，通通沒有回答，
1/2第十三場公聽會處理印刷、批發、零售，在我們的認知之中，雖然沒有出版，但是整個產業是一條鞭的，很難切割。
我在那場公聽會上問王郁琦說，依照哪條法處理兩岸協議？他說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，
但是那沒有規範立法院要如何審議、如何備查？通通沒有規定，王郁琦說可以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61條，也就是3/17張慶忠用的法條：三個月內沒有完成審查視為通過。
那場公聽會，質疑的對象不只是行政部份，也包括立法院，那時立法院的召委是民進黨籍的，他說沒辦法，我們只能這樣子審下去。
後來學者開了一場記者會找了立委來，要求先制定兩岸協定監督條例，有了這個法才能來審服貿。如果你沒有立專法，那你依去年朝野協商實質審查和表決，那大家會不滿但是只能接受。
3/17，我們很怕他們包裏表決，所以我們上午去抗議，上午才抗議完，下午就聽到張慶忠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61條通過服貿，完全不敢相信，他們的態度就是，我有權力，你怎樣後來我們召開記者會嚴正批評，而在3/17晚上，最痛苦是的所有媒體的報導都視為審查通過，他們用權力踐踏民主憲政絲毫不手軟，「我就是要這樣做、你拿我怎樣」。
傍晚，在立法院門口，我看到兩個熟悉的臉龐，一個叫蔡培慧、一個叫林飛帆，我問林飛帆說你不是在寫論文嗎？他說我沒辦法忍受，我要來。
所以3/17晚上我們開了會、3/18下午我們開會，3/18晚上九點我們開始了整個行動。
老實說，一開始我們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，有這麼多的勇氣、這麼多的憤怒，我後來發現進去了300人，我非常驚訝，那遠大於我們組織的小組。
一開始想說，能進去最好，總之不要流血，如果可能會流血，那就在門口靜坐，你看我們多和平理性，他們還說我們是暴徒。
這場運動的主軸，很多媒體聚眾林飛帆和陳為廷，但其他大多的決策不是他們做的。我們後面有一個決策的小組，但他們兩個的確展現了成熟度，如果沒有之前的運動礪鍊，他們沒辦法撐住這麼大的壓力。
這其實是一個戰爭，對抗的馬政府相當有效率，而且有很多的資源、還有黑道；而我們是一支雜牌軍，每次決策都很慢，要開會開四、五個小時，但是到後來要退出的決定，還是受到很多批評。
我討論的，不只是形式上的東西，用非常形式的東西來看，張慶忠開的會被確認沒有效、
服貿被退回委員會、兩岸監督條例法治化，這個法從之前蕭萬長就說要立法，拖了十幾年到現在，運動前馬英九、江宜樺都說不需要這個法，現在所有的版本都進入了委員會進行審查。
以國會議長可以做的權限，王金平說「未進行立法之前不會進行朝野協商」，如果他跳出來說我王金平支持先立法再審查，那只是為我們的支持多了一票；
但是如果朝野在討論對服貿的排案，如果朝野有爭議，那必要由議長來要求做朝野協商，所以王金平做了依他的身分可以做到的事情。
很多同學希望馬英九做實質的承諾、出面道歉，但依我的觀察他不可能做這些事情。
對於我來講，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，我只是參與的一個份子，對我個人而言，我不能忍受讓馬英九希望的事情發生。
當我們的四大訴求都有初步的進展的時候，我持我們在4/10出來，轉守為攻。
你們可以想像，在立法院周遭的場地，你要維持24小時的運動，晚上看到那麼多的同學睡在馬路上、有時候還下雨，你路過的人不可能不心痛。
當有實質的成果的時候，我們轉進，當訴求獲得回應之後，讓這些同學有意義感的回家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這三個禮拜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。
我覺得非常重大，許多人開始關心社會運動，許多人本來對這些社會運動有負面的評價，
現在變得不這樣看，看到台灣有這麼多的年輕世代站出來，他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。
當然你從更大的格局來看，有些學者看到學生站起來挑戰服貿，也打斷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時程，也讓日本、美國看到，台灣的年輕人告訴他們台灣人對自己國家的堅持，而且這樣的支持度超越70%，這不可能只是藍綠之間的爭論。
而對於那種比較低層次的謾罵，我的建議是聽聽就好，不要跟他們計較，不要浪費寶貴的時間。
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的層次比他們高太多了，我們要思考的方向是，怎麼用我們的時間讓我們更朝向我們希望的方向前進。
4/10晚上，我在青島東路、濟南路巡了一遍，我看到我們的場地收得差不多了，我那時候很累很想回去，但是有人遇到我，問我「老師你要不要去大腸花」，我覺得透過這個來宣洩是很健康的方式。在後續，有些仍有不滿的同學用其他的方式繼續留在那個地方，我覺得本來台灣就是很多元的方式，這就是公民社會。
我自己心中，現在在想的、在期待的，我們接下來所面對的未來、跟你們改變的可能性，改變的可能性變得非常非常的大。當然我們期待的方向，是不是真的能發生變化，還需要我們接下來很多的努力，希望大家接下來一起加油。
謝謝！